名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,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容。了解名片在历史上的情况,对于我们研究民俗和社会生活史,均有意义,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清......
名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,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容。了解名片在历史上的情况,对于我们研究民俗和社会生活史,均有意义,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清代的名片。
清代曾国藩的名片
名片,古称谒、名剌、名贴、手本等,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,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。如果细细区分,早期的名剌、名帖等,有一些的内容更象今天人们所用“柬”,与后来的名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,所以清人说,象后世所用的这种写着姓名的小片,是从明末开始盛行的,在此之前,古人的的片子,都是亲笔书写的,明清以后才开始“刻木印之耳。”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料,这一时期,中国人的印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,刻成一个小版来印刷,甚至如今天人们盖印章一样,盖到特定的纸张上,已经非常方便了。至于应用此种小名片的原因,记载中说是始于崇祯时期,因为官方对于互相“请托”,走门子,找关系进行控制,所以人们来往时常常使用这种小名片,投送起来比较方便罢了。(黄濬: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,上海古籍书店,1983年10月版,第259-260页。)但就其大体用途而论,早期名剌与帖子是可以视为名片的源头的,例如《后汉书•祢衡传》说祢衡“建安初,来游许下。始达颍川,乃阴怀一剌,既而无所之适,至于刺字漫灭。”这里的“剌”,就是怀里揣着的一张名片,由于长时间没能结交到达官贵人,以至于剌上写的字都掉光了。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制作,汉以后始改用纸。清人赵翼曾考证说:“古人通名,本用削木书字,汉时谓之谒,汉末谓之剌,汉以后则虽用纸,而仍相沿曰剌。”(清•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30,中华书局,1963年版,第527页。)《汉书》中讲到郦食其见刘邦的故事中,郦手中拿的“谒”,实际上就是竹制的名片,上写主人的姓名、籍贯、官职等,甚至还写上要办的事情,应当说已经具备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。
以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看,明代名片已经风行,也讲究等级,至清则已成为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与礼节了,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在日常交往中成为一种常例,如,同治6年(1867年)著名文人陈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调,有同乡故友吴昌寿来访,因旅途匆忙,未带名片,与陈府下人在门前发生纠葛,陈将下人喊来查问,回报说:有一个武官模样的人,“衣服弊陋”,要来求见,找他要名片,又没有,只说与大人是几十年前的好友,又不肯说姓名。这个穿着有点糟糕的老友,因没有名片之类的东西,就是进不了门。见面后,吴又向陈解释,“本欲即行登舟,因知君在此,故特走访,带来三仆方打叠行李,不令随行,而忘持拜帖,乃致此窘。”(清•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卷2,中华书局,1989年4月版,第21-22页。)这里,老友前来拜会,门人不允进门,索要名帖之类,而老友相见后,也解释自己何以没有带拜帖,可见名帖在清代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必要礼节了。
名片也是清代官场交往的重要工具,朱克敬《暝庵二识》:新点翰林就职后,叫人拿着名片遍投于诸前辈,称之为“大拜。随后还要亲自拿着三张名片,到前辈府上投递,叫做“求面”。投剌成为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,“京署各官,最重资格,其中若翰林、若御史,以及内阁中书、军机章京、吏部、礼部司员,对于同僚之先进者,不论年齿,皆称前辈。初谒时,必具红白柬三份,登堂拜见,执礼惟谨”。(清•朱彭寿《安乐康平室随笔》卷1,中华书局,清1982年2月版,第168页。)
京中上流社会年节相贺,亦多用名片,此风起源于宋,但以清代为盛:按照惯例,初一这天,官场中人往往派一辆车子,叫人到官场来往人家投名片拜年,京中士夫贺正,皆于初一元旦,例不亲往,以空车任载一代身,遣仆将当时片子用流行的梅笺纸,裁成二三寸的小片,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与职司和所住地址,不管平日里认识与否,“各门遍投之。谓之片子。”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贺工具情形。以至于有人戏作小令对此进行嘲讽:“是日也,片子飞,空车四出。”(翟灏:《通俗编》卷1,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20页。)节令时空车往返,片子满天飞的情况,实际上多是指的泛泛之交,成为一种虚礼。至亲好友则不同,黄濬: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中说,“大凡泛交,止雇人力投剌,名曰飞片。”而至亲好友,往往用大红名片,对于亲尊长辈,还是登门亲自拜贺。而且,也不限于北京,“大抵南方各省皆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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